毕业即失业:民国大学生失业率达13%,向政府要工作

发布时间:2017-05-23 08:00   文章来源:网络整理    阅读次数:

1922年,燕京大学女生在女子学院大门前合影留念。

上世纪30年代,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大学生发出了“毕业即失业”的感叹,他们发起了向政府要工作的请愿运动。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,虽然“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”,效果并不理想,但是其尝试性努力仍值得我们今天去重新审视。

一组残酷的数字

1934年9月,山西省官方在一份报告中透露这样一个信息:山西兴学30余年,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不过8905人,但失业者就达4700多人。就连中央大学(现为南京大学)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都不容乐观。1931年的《教育杂志》披露,“中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人, 半数未获相当职业”。

在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,繁荣的背后却是为数甚多的失业大学生的艰辛求职历程。1927年成立的上海职业指导所,宗旨在于调节教育人才与职业需求的关系,为失业青年提供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。据报告,1930年至该所求职者共2772人,其中国内大学毕业生821人,国外大学毕业生133人,专科毕业生292人,三者占到求职者总数的45%。

截至1936年6月,全国108所高校中,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80多所。依据已报结果,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13人。按此比例计算,每年有1000多名大学生处于“毕业即失业”的状态。

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,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吊诡的是,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,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。

折翼天使何去何从

在理想与现实之间,大学生俨如折翼天使,无所适从。时人指出:“社会上一向是看重大学生的。大学生毕业后,一旦就了个小职业,往往便会被亲友们所不齿,同时社会上也会给他种种不良的议论。”这种社会期望与评价体系,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。

截至1937年8月5日,在《中央日报》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1467位,其中,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。比如,第43位,叶女士,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,文学学士,希望待遇一百四十元;第45位,黄君,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,希望待遇一百五十元;第99位,程君,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银行科,要求一百元,工作地点在南京、上海、镇江。而当时城市里一个小康家庭的月收入是15元到30元,大学生对月薪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一斑。

但现实又如何呢?最不堪的现实是一部分学生为生活所迫,甚至加入小偷、抢劫者的行列。《申报》报道过大学毕业生吕文清偷盗的案例。22岁的吕文清从大学毕业后,在上海找寻工作,一直没有着落。某天,吕趁一位潘姓律师睡眠未起,入房偷走了潘的皮夹。之后,吕又趁一位胡医生在内室时进入诊所偷盗,结果被捕。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,吕供认前罪,被判徒刑4月,以儆效尤。

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沦为小偷的新闻,一下子成为社会上感叹世风日下的话题。

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奋斗

1934年7月1日,北平各大学毕业生组织的职业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。共同的失业问题把大学生凝聚在了一起。

7月20日,职运大同盟请愿代表谭庶潜等在南京发表《告全国大学毕业生书》,强调职运大同盟建立的原因在于“铨选不公,登进冗繁,怀才自重者,终老于蓬蒿,奔进无耻者,攀援以窃位,深闭固拒,不容他人染指”;目的在于引起政府、社会的注意,“为解决多数青年的失业问题而奋斗,进而言之,则复兴民族,拯救国家”。

职运大同盟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大学毕业生的响应。8月7日,中央大学学生孙光裕等人组织的中央大学职业运动同盟会宣告成立。两天后,国立暨南大学职运代表苏洪宾、林启文携带呈文由上海赴南京,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。

面对汹涌的大学毕业生向政府要工作的请愿运动,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回应。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接见了职运大同盟留驻南京的代表谭庶潜等人,并作出承诺:

一、成立“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”,不问有无经费,决定于下月筹备成立,若该会不能成立,则由行政院下设“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”,调查各地需用的人才,俾才其用;二、调查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人数,作整个计划;三、与考试院磋商举行考试,使学有专长者,不至于无机会为国家社会服务。